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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为机械师的上帝，它是世界的创造者。

正是两者的互为限度，终究在存在的本原性意义上，实现了两者的相互同一。这样我们就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良知作为心之体，当它被作为价值形态来了解的时候，它即是作为价值本体的善本身，是超越于一切相对价值形态的绝对价值中立，是价值正义本身。

道的唯一性与绝对性，正是良知本体之所以体现为个体存在实性之唯一性与绝对性的根据。相性原为一体，所以只有无有作好，才是遵王之道。因此需要强调，所谓无善无恶心之体，并不意味着心之体本身不具有价值意义，而是恰恰相反，它本身即是本原性的价值原在。关于良知概念的解释，笔者曾把它总说为人的本原性实在，又分别而论其为人的生命本原情感本原理性(知性)本原德性(价值)本原。(同上) 既然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天理即是道，那么显而易见，良知本体的自身实在状态与天理天道的本然实在状态原本就是相互同一的。

被消解了寂的纯粹客观性的事物存在，因其自身的存在性已然向主体开放，已经被主体自身的实践活动所验证，因此它就成为与主体的共在，其存在性是真实的。2.处于寂的纯粹客观性状态的事物本身的存在，由于其本身的存在性是未开显的、未明白的、没有向特定交往关系情境中的主体呈现其自身的，因此它本身的存在性在主体那里便是不可言说的(因为它是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正在于其合于天理，合于道，故以道的一元性拯救历史中圣的多元化。

玄学之基本预设，《三国志》注引何劭《荀粲传》云：粲诸兄并儒术议论，而粲独好道。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而考察郑玄对这些表述的解释，可以理解郑玄的百世同道是否落实。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

注释 1、班固著，陈立注：《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47页。5、杜预注，孔颖达疏：《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年，第16页。

三、寻求法外之道 在郑玄所构建的经学体系中，圣人之法一旦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的圣人之法的共同性在哪里，便马上成为一个重大问题。《礼记·中庸》孔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古文经学将孔子删削述作之五经，转化为自尧舜以来的历代圣王之法，导致了作为立法者的圣人的多元化，与圣人之法的多元化，经学成为历代圣王之法的集合，也可以说，成为圣王时代的历史。无论是对吾道一以贯之，还是对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等经文的理解，郑玄都没有去寻求五帝三王之法背后共通之道。

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而玄学旨在寻求多元化中的共性。应劭《风俗通义》云孔子制《春秋》之义，著王者之法。

21、《朱子语类》，《朱子全书》第14册，第966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曰恕也。

[疏]孔子语曾子曰：吾教化之道，唯用一道以贯统天下万理也。对比今古文经学与宋学，可以说，今文经学以孔子集前圣之大成，其圣性发而为《春秋》之一王大法，凡《诗》、《书》、《礼》、《易》诸经所述的先王之法，皆因孔子删述而为孔子之法，故经为常道，圣人、经皆一，有超越时空之意义。

又，《汉书·律历志》云：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至黄帝、尧、舜而大备。而对《春秋》一经，为孔子之立法，更是汉世之通论。因此，王弼注云：忠者，情之尽也。12 可以说，两汉今文经学认为，孔子之前的历代圣王都有自己的圣王之法，而到了孔子，有圣德而无王位，故综合前代圣王之法而删削、制作六经，六经既是前代圣王之法的集合，又是孔子的素王之法。38 盖汉末以后，六经以成圣人之陈迹，玄学家要重新探讨本源性问题，只能将圣人与圣人之法分开，其背后是将价值与历史分开，超迈历史而谈价值，超迈圣人之法而谈圣人，因此，类似于圣人是否有情之类的问题，会成为玄学家探讨的核心问题。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

6董子言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是把《春秋》看成孔子之法也。道统之说，最早见于韩愈《原道》： 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

二、无法落实的百世同道 在郑玄注经中，曾有百世同道之文。16、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第9页。

13、郑玄著，皮锡瑞注：《六艺论疏证》，《皮锡瑞全集》(3)，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570页。《庄子·天运》借老聃之口所云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正是在法的多元化基础上，将先王历史化，而形成以六经为陈迹的认识。

其教至孟子而不得其传，所不得传者，非六经圣王之法，而是六经中体现出来的抽象的圣人之学。盖以孔子于先王所遗之典章，删《诗》、《书》，定《礼》、《乐》，阐《易》，作《春秋》，虽《春秋》独为孔子之作，但夫子笔削所据，仍是鲁史旧文，即史官之所记录者也。至孔子有德无位，故不能行圣人之道，而只能通过删述五经，讲圣人之学，以传诸后世。10、赵岐注，焦循疏：《孟子正义》，第74-77页。

而朱子的逻辑与王弼基本相同，朱子以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但是，此经难明，朱子弟子多方问难，故《朱子语类》留下许多驳辨剖析之语。7其说正是对《太史公自序》的回应。

细察郑注，我之道虽多，一以贯知之，此道之义，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孔子之道，而是具体意义上的言说，即夫子自道之道，因此，吾道一以贯之，是夫子之所道，有一基本态度贯穿其中。周公为最后之圣王，周公之后，圣人之道不能行于世。

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因此，此不易之道，指三年丧之礼也。

是孔子得夏、殷之书矣。(《礼记正义》，第460页) 郑注云一也，俱趋诚也，是三代之礼，皆诚也。在这样的理论中，孔子之前的历代圣王，每一代圣王皆制作礼乐，不相沿袭，皆有其圣王之法，这些法，正是经中所载内容。[注]能明其迹耳，岂所以迹哉。

…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至于汉末，郑玄对经学性质的理解，仍然是将经学理解为法。

34 又《天下》篇云： 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其继乱世者，董子云：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

这一基本态度，就是忠恕。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